郑世雄简介：市机关党委书记、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统战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莆田市政协原副主席郑世雄。

1989年、1991年、1993年三次被评为福建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0年被评为全省预备役部队工作先进个人。

第一篇：从军梅峰寺

（郑世雄）

人生故事多，我参军入伍一开始就有故事。我入伍前两年就报名参军，但不知什么原因两次体检都不合格。1964年是最后机会了。当时我在家乡的莆沙小学当教员，1963年19岁就被评为全县先进教师。学校本来不想让我参军，家里更是坚决反对。我只好说，我体检两年都不行，报名只是响应号召而已，但心里是坚决要去。或许是命中注定与军队有缘，这次顺利通过了。听说我要去参军，我教的学生都哭了，一个学生去观音亭，跪着求菩萨不要让老师当兵。有的学生说，郑老师去参军，我书就不读了。临走前，我心里很是不舍朝夕相处的各位老师和全班同学，关起门偷偷抹眼泪。

送兵那天，正好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中午老祖母特意为我做了一碗干饭（平时都是吃地瓜），还摘了一个半熟的南瓜做汤。饭后锣鼓铿锵，我胸佩红花，抱着稚气末脱的小妹妹坐上三轮车，到山亭换乘部队接兵军车出发。

那一批全县招兵二千多人，有陆军有海军。我们忠门和东庄、黄石、灵川等几个公社的新兵都集中在梅峰寺。破除迷信使得寺庙破败不堪，菩萨都砸毁了，天王殿已经坍塌，椽柱砖石遍地，杂草丛生。只有靠边墙一条小路通往后殿，我们莆禧、东仙来的10个人睡在拜亭里。第一天晚上耳垂采血检查血丝虫，东仙村一位呈阳性被淘汰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换军装，下午在体育场观看现代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三天清早起床集合出发，在天九湾稍停，我父亲从80里外一夜徒步赶来送行，看到一大帮人都穿着军装，不知谁是谁，就大声喊我名字，我赶紧挤过去，也不知说什么好。

车子一路往北，中午在福州火车站广场稍停休息，下午傍晚时分到达连江朱山后湾八一茶场炮团新兵连。 茶场只有几间简陋的屋舍，墙壁刷白灰，主要用于储存茶叶。改作新兵连后，屋里沒有东西了，我们用晒茶的竹帘席子当床铺，倒也整洁干净。门前20米就是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清澈见底，偶有小鱼小虾游动，我们就在溪边洗刷，星期天时常在滩边、溪石上晒太阳聊天。

新兵连排长雷国洲，是宁德畲族人。我的新兵班长叫吴玉玺，人挺英俊，是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紧急战备从甘肃入伍来到福建前线的老兵。有一次，他悄悄看了我的日记，对我说，你会写诗，我不知如何回答好。他拿出一支烟点上火，用手绢包住烟屁股，对着手绢用力吸了一口，手绢上一片焦黄，他指着说烟有毒，你不要学吸烟。多么细心多么好的班长啊！后来有一次，他问我新兵连结束后你想当什么兵，我入伍时只知道要“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根本不知道有些什么兵。他说当警卫员怎么样，我问警卫员是干什么的，他说首长出去跟着首长，不出去帮首长家种菜搞卫生做家务。我说那不去。他又问要不要学开汽车，我说也不想学，就想打枪。他说我们团只有炮，我说打炮更好。

新兵训练就在屋后山坡上面，学立正稍息四面转法齐步跑步正步。刚开始动作不到位，我们练得辛苦，班长教得更辛苦，要讲解动作要领，一个一个纠正动作，声音都哑了。班长记性不好，一个班10个人名字老记不住，点名经常用手指点数，担心新兵刚来想家跑了。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乡凑钱让一个比较灵活的出去买东西。离家的时候家里都交代要保重身体，所以决定第一个月6元津贴费拿来买补血液。因为不知道规定，没有向班长请假，结果班长点来点去少了一个人，我们都说出去买东西了，他不知道是真是假，急得团团转。后来看到远远的背着一网兜东西回来，才高兴地笑了。

新兵连按计划是二个月，在二十几天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人被提前调到山边师直高机连。第一个晚上就紧急集合打背包，都是新兵手忙脚乱的，没几个符合标准。

到山边第三天，宣布高机连改编为步兵第251团四连。早饭后集中在师部大操场分班，一个班一个班分兵，班长先站到位，然后叫到名字依次站在班长后面，我被分到三班，班长江伟安。全连编好后，连长杨林豹和指导员夏金阳站到前面带领连队出发，大家背着背包水壶，这是第一次行军，觉得越走越累，肚子很饿，下午四点多到达东湖营区。自此，我终于背上步枪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

多年以后，我们这批从梅峰寺走出去的兵，又分别从各地陆陆续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为了纪念，议定每年中秋节前后集中在梅峰寺聚会一次，感谢党的培养，回忆军旅生活，表达初心，畅谈感想，加深友谊。在入伍50周年聚会的时候，我有感而发，作了一首七律与战友共勉：

    难忘征尘五十年，

    梅峰寺院结情缘。

    闽江浩浩涛声急，

    太岳巍巍剑影悬。

    梦里还乡人解甲，

    云中寄语马加鞭。

    举觞畅饮平安酒，

    乐享天伦共比肩。

第二篇：短暂步兵连

    （郑世雄）

        二十几天的炮团新兵连，三天的师直高机连，然后编进251团四连，我一入伍就碰上这样的走马灯经历。想不到的是，当兵扛枪的愿望，丰富多彩的连队生活，生龙活虎的军事训练，对我却是奢望。我21年的军旅生涯，在难以忘怀的步兵连首站，却只留下短暂的宝贵记忆。自1964年10月下旬，连队从山边徒步行军到东湖二营四连营区，到1965年3月5日，我独自一人行军回山边去师医院卫生教导排报到学卫生员，在步兵连仅有六个月。

       虽然只有六个月，却是铭刻于心的军人底色，那一幕幕的连队生活镜头，至今仍时时涌上心头。还清楚的记得，到部队过第一个春节的除夕下午，福州军区副政委刘培善将军到我们连慰问，对每个战士一一握手问好，并且一一询问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文化。新战士没见过大首长，又激动又紧张，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极大地鼔舞了士气。

      还清楚的记得，早上起床号一响，战士们一跃而起，一百多人的集体宿舍里，只听到悉悉的穿衣声，三分钟就在门口排好队，随着值星排长的口令跑向操场出操。收操后，只有半个小时洗漱整理内务，一百多人围着一口大井，几只吊桶一上一下提水洗脸刷牙，然后急急跑回宿舍把被子整成豆腐块。那时学习苏联军队，一張大床上下两层，一层睡四个人，八个人睡一个床铺。从熄灯到起床一律不准说话，只有此起彼伏的打鼾声。

       还清楚的记得，一天八个小时的训练时间是一点不能含糊的，以学习讨论为主的政治训练，一个班围坐在一起，每人一个小凳子，或者轮流发言，或者读报，最多的是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学习既能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觉悟，还能提升文化水平，锻炼口才。人人都要写心得笔记，好的体会文章选送到墙报栏张贴。

      军事训练主要是队列操练，射击，投弹，刺杀，越野，单杠，双杠，跳马，匍匐前进，寻找方位角等基本课目。训练时间包括途中往返时间在内，由值星排长严格掌握。进出训练场都要按队列行进，或齐步，或便步，或跑步，不断变换步伐，穿插喊队列口号，唱队列歌曲，体现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

       还清楚的记得，站岗放哨是战士最爱和最怕的家常便饭。说最爱，是白天持枪站在哨位上，面对路过群众，多少有点威风的感觉；说最怕，是冬天从暖和的被窝里被掏出来站在凛冽的寒风中，那感觉就太不爽了。一个晚上五班岗，最怕站第五岗，因为个别站第三岗或第四岗的，偷偷拨动闹钟，第五岗包底就得多站许多时间。虽说不自觉的只是个别，但轮到站第五岗的还是有点心里发毛。

        还清楚的记得，每天晚饭后一段自由支配时间是最宝贵最开心的。可以扒在床上写家信或写日记，可以洗衣服，可以几个同乡战友拉家常，也可以到兰球场打打球，或者一天训练之后散散步放松一下。而我则经常利用这点时间出黑板报或帮助理发员为战友理发。

        还清楚的记得，战士最怕夜里搞紧急集合。连续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近于恐怖。通常每个星期都要搞一二次紧急集合，有时候带背包全付武装，有时候不带背包只带枪。时间多数在熄灯后半个小时左右或凌晨四五点。因为对多数人来说，这两个时段不至于太影响睡眠，但个别因此得了紧急集合恐惧症而患上神经衰弱。我每次听到这种哨音，都会心跳加速，以至于手忙脚乱。

       还清楚的记得，每周的星期天也是丰富多彩的。那时没有双休日，星期天一到，可以请假外出，但外出人数控制在总人数百分之二十以内，外出要两人以上同行，时间限定在两个小时。起始返回时间由值班排长登记在册，超时要受批评。我们连队驻地离连江县城八华里，来回路上要一个半小时，在县城只能逗留半个小时。有的战友去照相，碰到排队的人多，沒照就回来了。所以，星期天主要用于收拾个人卫生。或且打打球，打打牌，下下棋，吹吹牛。多数人选择上山打猪草，有的帮厨，或帮助洗猪圈，打理班里莱地。

        我个人在连队时间虽短，却收获多多，得到了很大锻炼。连里每个班除了正副班长，只有一个老兵，我们这批从莆田、惠安、安溪、宁德等地来的新兵一百多人。连队抓紧建立健全各种组织，党支部成员由指导员夏金阳，连长杨林豹，副连长郭玉树，副指导员张炳豪，排长翁德祥、黄邦明、周述道、汪传国，司务长李金仙组成。团支部成立时，我这个新兵居然当选为团支部委员。连队建立革命军人委员会，我又当上了副主任。班里成立战斗小组，正副班长和我三人当上战斗小组长。这些“官职”从天而降，使我这个新兵手无所措。我想，或许同我档案里记载入伍前被评为全县先进教师有点关系。1964年8月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为配合援越抗美斗争，部队开展形势任务教育，营里统一组织几个专题讲裸，不知怎么搞的，除了几位营连干部，居然让我这个新战士上台为全营讲课，还得到了热烈掌声。我还被连队树为队列标兵，为全连示范表演走正步。而我在入党问题上却闹了个笑话，我和另几位同志被列为第一批发展对象，我根本想不到也不敢想，因为我们班长还是团员。有一天排长找我谈话，他问我对党支部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他说以后对党支部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我说不会有意见。别的排长谈话直接说你表现不错，支部要发展你入党，希望你争取进步向党靠拢并教如何写申请书。我的排长是个大好人，他让我给党支部提意见我如何听得懂。让我感到烦恼的是投弹训练，我入伍时体重不到一百斤，投弹跟不上，开始摸底只投26米，30米才及格。我怕拖班里后腿很想多参加训练，班长也着急。但指导员经常在训练时间把我留下办墙报宣传栏，抄抄写写画画，连长又想让我去训练，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连队生活的真实写照，可以说，连队生活最艰苦，也最开心，自然免不了有许多趣事。有一天连队出去训练，通讯员留在家里值班，没事干就端起半自动步枪打开刺刀比划，对着汽油桶一个突刺，把桶刺破，汽油流了一地。1965年春节过后，为检验入伍教育成效，团副政委田友祥到连队问卷调查，每个班抽问一个人，只问一句“你为什么当兵”，并且提前一天通知下来，标准答案是三句中任选一句：“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解放台湾”。我们班有一位宁德的战士陈坤利，沒文化，胆子小，一到学习讨论，就要求去菜地劳动。因此全班重点帮他，教他只回荅“保卫祖国”就行，并告诉他首长来了大胆一点别怕，他也一遍遍练习。可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副政委来我们班，大家都整齐站着，他偏偏往后退，结果撞枪口了，首长亲切地叫他往前站，问他为什么当兵，他脑子一片空白，直翻白眼，好久挤出一句：奇怪，当兵就当兵，还为什么当兵。这下砸锅了，指导员脸都气黑了。后来他被调到生产连，每天下地劳动不用训练，非常高兴。四连是我的娘家，到了师医院后，还时常想着连队。有一天副连长郭玉树急急到化验室找我，说连队实弹演习一班的方天金投弹失手炸伤两人，一个伤到下巴，一个伤到屁股，我赶紧隨他到病房去看，幸好都是轻伤。

        回忆连队的日子，一幕幕场景就在眼前，如今六十年过去了，真是人生易老天难老啊！

第三篇：穿上白大褂

郑世雄

       我们251团二营驻地东湖，背靠凤凰岭，四面环山，每个连一个小操场，没有可供全营会操的大操场。为此，营里决定把对面一个山包劈掉三米挖成操场。1965年春节后开工，几个连队轮流挖。有一天，通讯员叫我，说营卫生所医助张华珍找你，你马上去。到了卫生所，从未谋面的张医助认真看了看我，问了三句话：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入伍前是做什么的，我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就让我回去，弄得我一头雾水。几天后，我碰到司务长，他告诉我，团里通知要调你去当卫生员，很快就走。我这才明白张医助招见我是在考核挑选推荐。

        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之前，我仍照常参加连里活动。那几天细雨蒙蒙，一早就带着工具上山挖操场。3月5日早上，我扛着铁锨正要出工，连长拦住我，说好兵留不住，你被调去师医院学卫生员，今天就走，我已交待伙房给你加个炒鸡蛋，你打好背包吃了就走吧！说实在的，我真不愿离开连队，但军令如山，不得不走。全连都去挖操场了，我只好孤零零背着背包百般不舍地离开连队。

    走出营区，雨越下越大，看到路边一个人家，正想进去躲雨，却窜出一条大黑狗又叫又追，我赶紧解下腰带驱赶，冒雨继续前进。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师医院报到住下。

        这一批卫生教导排共有三十多人，先安排一个月去营房科帮助营建拆房子。到了正式开学那一天，我写好开学典礼的会标，布置好会场，开学式还没开始，排长把我叫出来，说你不用学习，直接去防疫所上班。又是一头雾水！

       到防疫所报到，实际上在化验室，面对满屋子仪器和瓶瓶罐罐，一个步兵气味未退的我，只有发呆。第一个任务是军医赵勇交待我手摇离心机分离血清，叫我不要停，结果他忘了叫停，我一直摇到满头出汗，他说你怎么不停呢，我苦笑着停下来，他说你能吃苦。接下来学习看显微镜，一台德国进口的显微镜下，看到从未见过的细菌世界，革兰氏染色后的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双球菌，麻疯杆菌，枯草杆菌都很漂亮。以及蛔虫卵，钩虫卵，血吸虫卵，钩端螺旋体，血丝虫等，原来微观世界是这么精彩！

       化验室主要任务之一是每天到病房采血，指尖血检查血常规，静脉血检查血沉、生化等，这是一个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碰到抢救伤员，手术中采血就有一定难度。有一次师长赵衍庆感冒发烧，要到他家里采血化验。师长是老革命，战争年代经常带敢死队，杀敌如砍瓜切菜。大家都怕他，老的不敢去，就让我这个半拉子去，到他家看他黑着脸坐着，我靠上去采血心里直发毛，他说你怕什么，又不会吃了你！我一听更怕了，幸好还顺利。

       有一次，250团八连发生阿米巴痢疾大面积传染，所长于忠胜叫我背上药箱，说我们到250团扑灭痢疾去。从山边步行到板顶，近二十来里路。所长是山东人，大尉17级，是个大结巴。人说结巴爱说话，他一路问这问那，原来我来防疫所半年了他还不了解。他问我一个月津贴多少钱，我说六块钱，他说那么少呀，我可以从工资里给你再发一份。工农出身的干部真可爱，不久他就转业到广东去了。

       张明正军医是搞防化学毒气业务的，指导部队做一些简单的防范介子气、路易氏气的知识，发放一些防化学毒气沾染包。

      1965年底，医院搞五好战士评比。当时全军开展创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红花胸前挂，喜报寄回家”是每个战士的梦想。我上半年在连队，下半年在医院，两头不靠，不参加评比。第二年被选送去军校学习，成为学员，按干部管理，不用评五好战士了。所以，在红红火火的创四好争五好年代，我一张五好奖状也没有。

      1966年4月的一天，协理员丁立信把我和林良金叫去，说医院研究决定推荐你们两人去福州军区卫生学校学习深造，毕业后还回来，这两天就得去。

      两天后的4月24日，我们坐公共汽车到福州汽车站，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去福州西洪路的牛山报到，我学检验专业，林良金学放射专业。

      军队院校是个全新的环境，我们这批从各个部队选送来的编为八队，队长王汉文，指导员段守安。下设三个区队。一区队检验专业，二区队司药专业，三区队放射专业。区队长由干部学员担任，我们第一区队长叫金济华。

      学校的作息制度教学管理同野战部队一样严格。早上天一亮就出操，操场很大，八个队分别跑步入场，口号声此起彼伏，毎周前五天各队自行出操。星期六全校会操，八个队按横队站成三排组成长蛇阵，由行政处统一喊口令，高唱抗日校歌，歌声响彻云霄，震憾人心。

       学习内容由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穿插进行。共同科目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专业课程主要是临床检验学、有机和无机化学，寄生虫学。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老师领进标本室，满屋的人体标本和器官摆在床上和玻璃柜、玻璃瓶里，毫无思想准备的我，突然受到惊吓，头晕眼发花。老师拿着一个肝脏标本讲解，要求学员摸一摸体验一下，我不敢碰躲到后面，那天中午正好煮猪肝面条，我一口都吃不下。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随着“5.16”通知发布，文化大革命来了，全国闹红卫兵。潮流所至，无所不摧，报纸广播三天两头打倒谁谁谁，让人眼花缭乱。军队院校也难以幸免。十月底接到通知，全军院校进京参加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我们校住在总参三部，时间是11月3日，汽车通过天安门时，看到毛主席在城楼上挥手，激动得直喊万岁。第二天，全军院校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罕见一起出席并分别讲话，中心意思是军队院校要带头听毛主席的话，爱惜军队荣誉。维护军队稳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冲击军事机关。

      从北京回来，地方造反派进校煽风点火，说你们学校一潭死水，哪里象革命。这么一折腾，一些人还真拉起队伍，扯起了造反大旗。

       眼看局面失控，乱象丛生，我对林良金说，反正书读不成了，我们回师医院吧。院领导对我们脱离学校环境回来很高兴也很支持。正好医院改建病房，让我俩天天跟着基建队伍做小工，很是充实。

      1967年10月，学校安排我们实习。我和林良金一起下到南平解放军第九二医院实习，这下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务务正业了。

     九二医院在福州军区驻军医院中有较好名气。我所在的检验科远近闻名，科主任朱忠勇江苏扬州人，十几岁参加革命，是检验专业的领军人物，承担许多科研项目向全军示范推广，出版好几部著作，业务书籍摆满两面墙柜。朱主任夫人曾凤鸣，非常贤淑和蔼，是科里业务骨干，夫妻俩深受大家敬重。

      全科二十来人，女同志为多，多数是城市科班出身，业务能力强。我到来后，勤奋学习，很受欢迎，很快融入集体。科里有一块莱地，要经常浇水浇肥，我来自农村，农活不在话下，几乎一个人可以把活包下来。

       朱主任对我十分器重，他多年来有个心愿，要寻找一个可靠的传承人，把一生的学养传下去。他多次要我毕业留下来，把全部知识传授给我。我考虑到师医院送我深造时要求我毕业后回部队。他说驻军医院和野战医院都是为指战员服务，只要你同意，我马上向军区卫生部要人。我犹豫再三也考虑再三，感到既然答应回部队就不能失信，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师医院。

       在我毕业离开九二医院之前，朱忠勇被调往福州军区总医院检验室当主任。后来我随部队调防山西之后，有一年回家探亲特地去看他，他夫妇非常高兴，特意包饺子招待，还说起我当年为什么那么固执不肯留下，太可惜了。以后他离休就地安置在福州军区休干所，享受副兵团级待遇。

      1968年5月28日，我们毕业分配，离校前连同六月份发了两个月工资，每月54元，一下这么多钱，真乐坏了。

       回到师医院，怀着感恩报效之心努力工作，经常下部队开展防疫检验。下部队要携带相关器材，为了方便，我决定制作一个便携式检验箱，就画了设计图，请工人做，体积很小，重量只有五公斤左右。常规检查项目所需设备如试管滴管玻片试剂染色剂培养皿等，连同小显微镜，可全数装下，有张桌子就可展开工作，战备训练下部队非常方便。

      1969年夏季，医院组织下乡医疗组为群众看病，由曹大同军医带队，我和林良金参加，先到花园大队，后到幕浦大队，去了几个月，深受群众欢迎。常见病就地解决，重病和需要手术的送回医院会诊治疗。

      1969年年终总结时，师后勤部政委刘裕和卫生科长刘鸿海来医院指导，各个科室和每个人都要写总结，召开军人大会发扬民主。大概我在大会的发言，给工作组留下印象，两个月后就把我调进师后勤部卫生科当助理员。

      随着这次调动，我离开医疗一线，脱下了白大褂，一门心思搞医务的梦想也终止了。我想，要是当初听从朱忠勇主任的话留在九二医院学艺，后来的路会怎样呢？

第四篇：开赴新战区

（郑世雄）

       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硝烟骤起，全军部队进入紧急战备。当时，我所在的陆军第84师驻守福建连江，隶属闽北指挥部管辖，主要任务是面对马祖岛上蒋介石集团的武装侵扰。

       珍宝岛事件后，军委根据形势对战略全局作出重大调整部署，确定陆军第28军从福建前线移师北上，归属北京军区。为了保持历史建制，决定84师脱离闽北指挥部回归28军。

       我当时在师野战医院工作。接到移防命令后，全院上下紧急行动，除了隨身携带应急常备药品外，其他设备仪器物品一律打包装箱，编号造册，作长途军运输送。11月中旬开始，要求停止与家庭通讯联系。18日一早，分别派人到群众家借用农具整地种菜，一片祥和景象，下午三点前归还农具，与群众的经济往来一律算好结清。前来接防的部队派人做好对接工作。群众根本不知道部队有什么动静，这也是保守军事秘密的光荣传统和基本要求。

       晚上八点，我们集合队伍从医院后山一条小路悄悄出发，到几里外一个山包上，与师直属几个单位会合集结。由部队首长作战前动员。广播器里传来闽北指挥部政委尹明亮简短而振奋激昂的声音：指战员同志们！为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今天你们就要开赴新战区。为人民再立新功的时候到了，向着胜利，前进！

       首长铿锵有力的战前动员，使大家热血沸腾，群情振奋。接着，部队乘着月夜，踏着满天星斗，避开公路大道，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夜行军，第二天拂晓到达福州大北岭下的贵安村，分散住进群众家里。为了不暴露目标，入住后便紧闭大门，全村见不到一个军人。

        第三天凌晨继续行军出发，下午四点到达福州新店某汽车团。晚上九点，乘坐解放牌卡车，沿着梅峰山路转移到杜坞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稻田里。水稻刚收割，田里堆放着一垛垛稻草，大家把背包放在湿漉漉的稻草上坐着待命。冷风吹来，寒气逼人，悄无声息地埋伏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传来低沉的开抜口令，大家一跃而起，队伍向杜坞火车站进发。站台上黑压压挤满部队。不一会一列长长的军用列车开过来。所谓军用列车，就是铁皮闷罐车，只是按军用编号调度而已。每节车箱两面各有两个窗口，灯光昏暗，口令此起彼伏，气氛凝重。为了严格保密，规定碰到熟人不准打招呼，不得泄露部队动向。巧的是，为我们送行的医疗保障组有一位我在军医学校的同学，意外相逢，四目相对，彼此无言。他只问我需要什么药，我回答给几片润喉片吧，就此别过。

       不一会，列车一声长鸣，吐着白烟轰隆隆出发了。我们怀着打仗的满腔豪情，但不知新战区在哪，前线又是什么地方。列车广播器传来师长王毅激动的声音：同志们！今天中央委员江礼银同志亲自开车送我们奔赴前线。江礼银是福州火车站优秀司机，第九届中央委员。大家听了，又好一阵激动。

        列车掠过南昌、长沙、武汉、石家庄，一路飞驰，大站一律不停，只在沿途兵站临时停车用餐。列车经过太原掉头向南，在山西临汾地区侯马停下，谁都不知道侯马是个什么地方。在福建出发时树木葱茏，满目青翠，这里却是黄土枯树，冰天雪地，这就是我们面对强敌的新战区。

        这次部队几千公里的战略大转移，距今己过去五十多年了，我所在的部队在裁军中撤销了。我从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医生变成耄耋老人，每每想起这段尘封的难忘岁月，仍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第五篇：首创地下化

   郑世雄

      1969年3月2日发生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使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空前压力，处在敌人百万大军压境的险境之中。年底，我所在的陆军第28军，奉中央军委之命，从福建东南沿海紧急调防华北，驻守在山西临汾地区，隶属北京军区，担任全军战略预备队，进入应急战备训练，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1970年春节过后，根据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军里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要求所属部队就地就近选择有利地形，大规模构筑野战工事，使部队能够在紧急情况下立即转入地下，有效抗击敌人头几个冲击波，保存有生力量，为后发制敌机动作战贏得先机。

        地下化建设是个全新课题，既无实践经验，也没有现成答案，只有电影地道战的启发。为此，只能根据我党一贯的工作方法，通过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因地制宜，先抓试点，及时总结，逐步推广。

      我们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252团一营搞试点。该营驻地高显，在铁路线上，南距候马北距襄汾都只有一个站，说走就走，机动十分方便。更重要的是，地形地貌地质非常适合，雨裂沟分布纵横交错，沟宽底平，崖高壑深，土质坚硬，崖壁杂树丛生，利于隐蔽。车辆进出兵员输送极为方便。

        确定之后，由作训、工兵等相关部门会同营连干部研究制定施工方案，施工图纸经师团两级审核后报军备案。然后成立专门班子组织施工。窑洞有住人的屯兵洞，专门的枪械洞，存放粮草的仓储洞和马匹洞等。屯兵洞有双人三人多人不同类型。洞高一般为人身高度或稍低些，可以低头俯身进去。

      试点展开后，师的指挥机关和直属一些单位的窑洞也都安排在整体布局之中。窑洞挖掘将近一年，挖好后要经过一段时间自然风干才能入住，根据战备训练情况入住一般每次只有两三天时间。

      1972年夏季，军政治委员董立芳到我们师专题视察检查地下化工作。他着重检查高显一带的试点窑洞，仔仔细细地察看，凡事必问。然后在候马师招待所召集师政委李祝民、师长赵行先等师‘领导座谈讨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董政委是一位38年入伍入党的老革命，抗战时期曾参加过百团大战等四十多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济南战役、战上海并一路南下进军福建。他对党耿耿忠心，治军严厉，作风扎实，抓工作注重实效，毫不含糊。那天座谈讨论中，要求师里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许多问题解决之后，他提出住窑洞要为每个战士解决一块睡觉的床板，不能背包直接铺在地上。当时师团两级经费有限，全部解决难度不小。看研究不下去，他严厉地说，战士是战斗力的基础，群众把孩子交给我们，一旦真的发生战争牺牲都好说，但如果战没打起来，战士们因睡窑洞潮湿得了腰腿痛关节炎，将来影响终身，我们如何向人民交代。铿锵的声音饱含炽烈的爱兵情怀。并当场点将，要求在鱼雷厂支左的师副政委张朴华解决木料，而且要成品。并说，这不是和你商量，是必须解决，要限期交卷。张朴华只好点头：“首长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一定克服困难坚决完成。”在董政委的推动下，师里又决定从生产收益中拿出部分经费，为每个战士配发一床羊毛毡防潮御寒。

     最终，28军在备战实训中实现全部地下化的创举，获得了军委总参谋部的表彰。

第六篇：冰雪太行山

（郑世雄）

1970年底千里野营拉练的第二阶段，从吕梁山下来，经文水县云周西村瞻仰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到祁县驻训一个多星期。我们师后勤部入驻祁县粮食局，条件比吕梁山上住破旧窑洞好多了。驻训期间，正好是元旦过后，主要开展各项拥政爱民活动，山西是革命老区，群众有优良的拥军传统，见了我们，都说是当年老八路回来了，军民一家亲的场面令人动容。

驻训结束，一位副师长率领由250团组成的前方指挥部，向东南方向的太行山进发，其他几个团成梯次陆续跟进，一路上展开阵地攻防、步炮合成、防空降、防核突袭、防化学等多课目训练。我的任务是到重点连认抓传染病防治，做好卫勤保障。

当时气候严寒，道路崎岖，地形复杂，险之又险。在到达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武乡县境内，风雪交加，为了锤练部队，特意安排连续几天夜行军。

有一天夜行军，晚饭后五点半出发，计划当晚走50里路。但天寒地冻，漫天大雪，步步艰难，走着走着，前头炊事班有人滑倒，行军锅叮叮咣咣响。这一响不打紧，几位背着药匣子的女兵也连续摔倒，这些女兵多是干部子女，性格开朗，摔下去嘻嘻哈哈笑。不一会，八二迫击炮连驮炮的军马也摔了个四蹄朝天。这下可麻烦了，炮手和驭手赶紧把炮筒炮座卸下来，把马扶起来，再把装具架上捆紧，接着牵引上路。由于道路弯多坡徒，天地一片昏暗，走不了几米路，又摔倒一片，一会传来行军锅落地的叮咣声，一会是女兵跌倒的嘻笑声，一会又是军马沉闷的倒地声，构成了夜行军的协奏曲。后来，女兵们摔成闷葫芦，再听不到她们爽朗的笑声了。当时有一位东北籍的军马所长，从小练就冰天雪地行走的本领，幸好他伸出援手，架着我的胳膊搀扶着走，还算顺利。

天蒙蒙亮，传来就地休息号令，说我们一夜50里的任务只走了五里多地，这五里路走得人人精疲力尽，垂头丧气。

过了武乡，我跟着炮团麾托化行军。下到卫生队，三个人乘坐四面漏风的简易救护车，冻得索索发抖，上牙打着下牙，巴不得早到宿营地。因山高路险，道路结冰，车辆通行很慢。原计划下午三点到达目的地，但中午时分前头一辆加农炮车翻了，道路堵塞，荒郊野外束手无策，等待军部派出机械救援。

一等六个小时，军用水壶结冰，又冷又渴又饿。我强撑着找到一个路边小店，花六毛钱买了仅有的一袋饼干，回到车上打开，饼干冻得咬不动，真应了山西民谣：“山西几大怪，饼干象砖块…”。天快黑时，道路通了，好不容易到达驻点，骨头好象散了架，一屁股坐下就不想起来了。

拉练接近尾声，我回到师后勤部，离开太行山，从长治、晋城一线沿中条山北麓向侯马营区返回。两个月走了2000里路，脚底结满厚茧，练成了一双铁脚板。

第七篇：采药中条山

（郑世雄）

1970年春节刚过，我从师野战医院调入师后勤部任卫生科助理员，由医疗一线人员变为卫生行政人员。五一节过后，我奉命带领252团卫生教导排16名新卫生员赴中条山深山老林采集中草药。当时大兴中西医结合，宣传中医中药是祖国的医药学宝库。

我们采药的地点是运城地区绛县么里公社炭元河大队。附近有晋文公墓、紫云寺、太阴寺。这里地处绛北大峡谷，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交通闭塞，整个大队分布在方圆大几十里的各个山垭山凹里，由八个自然村组成，各自然村之间距离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大一些的村子十来户人家，几十口人，小的只有一户两户，七八个人。全大队不过一百多口人。公社召集各大队支部书记开会，赴会走一天，第二天开会，第三天返回又走一天，开一次会往返要三天。

出发那天，我们乘坐军用五一车，16个新卫生员加上班长和我共18人，带上米面蔬菜给养。从侯马出发向曲沃、南樊方向行驶，途经么里河，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一路颠簸，黄昏时灰头土脸到达目的地，大队干部热情迎接，安置我们住下。

第二天，在一位热心药农的带领下，我们开始上山，当地中草药资源丰富，路边林下，举目皆有。除了知名的绛县柴胡、连翘、黄岑外，还有苍术、黄柏、黄芪、黄精、丹参、沙参、当归、麦冬、大黄、细辛、白茅根、桔梗、蛇舌草、车前草、七叶一枝花等一百多种，偶尔还能碰上人参、何首乌。我们三人一组，手提麻袋，肩扛铁锨镢头，带着水壶干粮，在药农指点下，边采集，边辨认，边学习药理药性，大家兴致很高，不知不觉一天过去。

此后，药农天天带我们上山，每天变换方向，由近及远，顺着么里河两岸，进山凹，过山梁，爬山岭，钻树林，每天要走几十里。回来后过称登记，分门别类，堆放晒干，三个多月时间，一共采集鲜品近万斤。

这里是原始森林，林间枯木倒地，青藤绕树，地下残枝败叶腐殖质厚达二十多厘米，踩上去软绵绵的。时有野兽出没，特别是野猪，玉米高粱等许多作物都被糟蹋。在密林深处，只能俯首弯腰，连走带爬，甚至跪着挖药。有一天傍晚归来，在村口听到杂乱的敲盆敲锅声，原来有一只花豹窜下山叼走一只羊羔，一片敲击喊叫。

时值雨季，有一次暴雨引发山洪，道路冲毁，给养供不上，粮食中断。当地群众生活困难，我们只能三餐吃土豆，煮土豆，蒸土豆，烧土豆，闷土豆，上山挖些野葱、石蒜作配菜。

雨天不能上山挖药，就在家安排学习训练卫生知识技能，大家互相针炙，学习肌肉注射，静脉滴注。当地缺医少药，群众没见过世面，见我们用维生素B12学注射，认为是补药，纷纷要求给他们打，我们反而减轻了互相打针的麻烦。有一天，一个群众说头痛，我们给了几片安痛定，他又认为是补药，回去一说，许多人都来指名要去痛片，理由无非是头疼肚子疼，给了几片就高兴地回家了。由于交通闭塞，看病不便，病人要用床板抬下山送到公社卫生院，其实卫生院条件也很简陋，有时一般的病也耽误了，如阑尾炎，胃出血，分娩等，时有意外发生。

这次带队采药，对我来说，当时不到30岁，16名卫生员也都在20岁右右，远离部队营区，独当一面，要处理好内部管理，安全保障，军民关系，以及坐诊出诊等诸多琐事，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第八篇：翻越紫荆山

（郑世雄）

1970年11月24日，毛主席在北京卫戍区部队千里野营拉练的报告上作了“野营训练好”的批示，随即全军展开轰轰烈烈的野营拉练大练兵。我所在的部队当时驻守山西候马，传达毛主席批示后，部队闻风而动，紧急制定拉练计划，划定师部和所属各团行军路线，围绕“吃、住、走、打”，确定用两个月时间，徒步绕行山西境内吕梁山、太行山、中条山三大山脉，行程2000里的目标。

做好规划后，四个团分别从襄汾、新绛、大南庄、闻喜驻地出发。我当时是师后勤部卫生科助理员，随师首长带领的司政后机关组成的基本指挥部，于11月28日开进。第一阶段经襄汾、临汾沿一平垣、黑龙关、薛关、午城进入隰县吕梁山腹地，头几天作为适应性行军，每天行程大约三四十公里。

当时隆冬天气，寒风凛冽。第六天，我们从隰县向紫荆山进发，紫荆山是吕梁山主峰之一，海抜1995米，正值风雪交加，气温在零下17度，积雪厚达30公分。鲁迅说过，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们行军上山，本来有路，积雪多了，就沒有路了。先头侦察分队开路，勉强用树技扫出路面，后头部队照此深一脚浅一脚跟进，不但速度极慢，还很耗费体力。捱到中午，离计划做饭点还远，只好找个稍开阔的地方，埋锅造饭。按照训练要求，从挖灶埋锅到吃完饭，必须在50分钟内完成。因此，停下脚步，炊事班立即挖无烟灶，大家分头拣树枝，可是大雪封山，前不挨村后不挨店，找不到水源。有人说化雪做饭不是很好吗，有道理，于是纷纷动手，把表面一层雪扒开，取里面洁白部分。从来未吃过化雪做的饭，大家又新鲜又兴奋。饭做好了，揭开锅盖，米饭斑斑点点，吃到嘴里，满口细沙微尘，原来降雪过程中夹带了空中灰尘。时间紧迫，只好囫囵呑饭。

饭后继续行进，雪停了，但天气阴沉沉的，又冻又冷，在大家步履蹒跚的时候，前面传来歌声、快板声和口号声，原来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深入基层一线为指战员鼓舞士气，他们唱《我是一个兵》、《打耙归来》，快板口号是“要问拉练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要问野营累不累，想想解放全人类”，战地宣传鼓动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有无穷的力量，大家听了，顿时精神振奋，天未黑就到了宿营地。

宿营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 打前站的同志虽然提前一天号了房子，但当地群众住房简陋，多是破旧窑洞，部队来了，群众尽量腾出较好窑洞让我们住。放下背包，又冷又饿，浑身无力，脚底打满血泡。于是抓紧用针挑开血泡，穿上马尾鬃毛引流。匆匆吃过晚饭，倒头便睡，我们七个人挤在一个土坑上，只能扎排横着睡，一截脚露在外面，根本翻不了身。好在疲惫不堪，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爬出山坳，把雪地照得晶亮。

起床以后，急急打好背包，草草洗漱吃饭，哨音响起，又上路了。昨天的脚泡，一脚踩下，痛得钻心，只能挪着前进。后来干脆咬咬牙迈开大步，脚底麻木了，就不觉得痛。这样，又精神饱满，有说有笑向新的目的地前进。

翻越紫荆山，是我二十多年军旅生活中终身难忘的一天！

第九篇：怀念老政委

（郑世雄）

   1971年春节刚过，正值第一次千里野营拉练结束不久，我计划回家探亲，假期也批了。这时师里正筹备召开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先进代表大会（简称双代会），252团卫生队有一份先进材料，我这个卫生科助理员责无旁贷承担撰写任务。师政委李祝民在会仪文件中看到这份卫生队材料，问是谁写的，听了后勤部政委刘裕汇报后，说你们后勤出秀才了。材料在大会介绍发言，卫生队立了集体三等功。这样，双代会过后，我就被调到师政治部了，调动过程有个小插曲，师后勤部开始不肯放，说小郑准备提副科长，师政治部主任王中春说，到政治部就不能提了吗！走前刘裕政委带着山东腔对我说，伙计呀，你去吧，人家政治部比后勤部厉害，我们留不住你。这样，我于5月28日到政治部宣传科报到。

到宣传科先看各种材料，熟悉情况。七月份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半年初评，我和林邦武两人被派到252团三营七连当初评工作组，三营在翼城坦克厂工地施工，正值雨季，见天下雨，初评工作与国访施工穿插进行。

   初评工作结束不久，在宣传科才三个月的我又被调去组织科，跟班做师党委秘书，开始接触师政委李祝民。李政委魁武健硕，严肃生威，不苟言笑，让人心生敬畏。按触多了，发现他是个慈祥和气又务实的首长，话虽不多，有时还会幽默两句。

李政委大量精力耗在党委会议上。当时师党委是个大班子，党委常委成员除了政委师长，有副政委四人，副师长四人，加上司令部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有12人之多。当时政治学习路线教育不断，批陈整风，反骄破满，批林批孔…，一个接一个，多数以常委扩大会形式进行，这样加上政治部副主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勤部政委部长十几人，共近三十人之多，学习讨论每人发言一遍，一轮下来就要一两天。李政委作为党委班长，既要会前动员，会后总结，带头表态，引导大家发言，其费心费脑可想而知。学习教育结束，还要写书面总结上报军党委，书面总结经常只有一天时间，交代我起草后，政委亲自修改定稿。不论什么文件，他修改的地方，用字用词用句极为精准精确精到，令人叫绝，对此我们政治部几把笔杆子都深有体会。他做报告，声调抑扬顿挫，铿锵有力，逻辑严密，极富号召力和鼓动性，干部战士都爱听，博得阵阵掌声。

李政委事业心极强，全身心扑在部队建设上，坚持到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时常对我说：走，到连队转转去！他下去转，可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战士的切身利益，连队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连队养猪种莱农副业生产。每到一处，总要检查晾衣架、晒鞋台、菜地猪圈。甚至跟连队干部算帐，每天烧多少斤煤，耗用多少黄豆多少食油，还要看副食品消耗登记帐册。当时连队三类灶战士每人每天伙食费标准是0.49元。烧煤要过称，超过标准，他会严肃地批评连长：同志哥哎，国家给战士的伙食费让你们从烟窗里冒走了。在他关心指导下，部队的农副业生产有声有色，出了不少典型。251团一个连队研究出一斤绿豆生12斤豆芽，在全团推广，光明日报给以报道。六连一位四川籍的半文盲词养员李兴桃喂了36头猪，每天到河沟挑几十桶水冲洗猪圈，立了一等功，被评为军区学雷锋先进个人，事迹刋登解放军报后，家乡的一个高中女青年受到感动，心仪于他，喜结连理。师炮团一个连队淹的咸菜可以跟北京六必居相媲美，被送到北京军区请迟浩田副政委品尝。

李政委是个意志力很强的人。有一段时间心脏不大好，从太原请来一位名医，要他戒烟戒酒。他烟瘾大，开会一根接一根，点一根火柴能续半天烟。酒量也大，高兴了能喝一瓶茅台。他开始的时候对医生的话不以为然，后经医生严词劝告才决定戒掉。戒烟第二天去251团检查工作，团政委吴斌桌上摆着中华烟打开，他眼瞅着，却一根不动。吴斌奇怪地说，今天是怎么啦，他说，你呀，老皇历！吴斌说，戒啦？他答，可不。两人说话之间，他难受的频频打呵欠，吴斌赶紧叫人拿来一碟糖果，他拿起几粒，咬得嘎巴响。从此再不抽烟不喝酒了。

他有个口头禅，在与别人的意见相左时，总会说：听他的！如早期发现心脏供血不足并有早博，医生要他戒烟戒酒，医生走后，他眯眯一笑，说：听他的！烟照抽酒照喝。1972年师党委上报军里要给我和另一位同志提副科长，另一位同志在高炮营任过职，顺利批下来，我是师医院医生出身，缺少连队任职经历，卡住了，并要求尽快放到连队去补这一课。他听了，认为用人要根据岗位用其所长，不必那么死板，就随口说：听他的！今年不行明年再报。结果第二年上报又卡住了，这次他沒有说“听他的！”，而是给我公布一个通信营副政委职务，并让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找我谈话，说是只用文件补基层这一课，不必到职，仍在机关干。这样，我的副科长前后被耽误了四年。对此，我一点不后悔，也沒怨言，觉得能得到首长充分信任和放手使用值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师曾经的老师长、军委工程兵副政委徐光友将军要从老部队再调一位秘书到身边工作。党委会研究时，我在记录，领导们都用目光看着我，李政委赶紧说，小郑不能去，决定让一位江西籍姓罗的同志去。我从1972年9月当组织科干事开始，到后来当科长，前后8年跟随李政委。我当科长后，有新的秘书跟他，送稿件的时候，他都要问一句，你们科长看了没有呀，听到“看了，改了，这是重新抄的”，他才说：放这里吧。

1979年部队在晋北神池阳方口构筑防御坑道，李政委仍然身先士卒，亲临一线，当发生塌方事故时，他立即赶到现场，指挥抢救伤员，组织善后工作。施工结束，他就提抜到军里当副政委去了，

老首长离休之后，安置在南京浦口军休所。2018年新年元旦这天，老首长走完人生光辉的路程，告别他眷恋的军旅生活走了，享年92岁。噩耗传来，我悲痛难忍，彻夜未眠，含泪赋诗一首悼念：

   齐鲁大地起悲声，

   戎马征程止步行。

   少小离家驱敌寇，

   毕生奋志卫长城。

   闽山滴翠观沧海，

   晋水长流耀彩旌。

   静养金陵安晚景，

   痴情一片系军营。

第十篇：累倒黄河滩

（郑世雄）

1972年初，我在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岗位上，参加全师第二次野营拉练，这次拉练有紧有松，张弛适度，半是徒步行军，半是摩托化开进，重点在开展各种军政科目训练。拉练的路线基本上在运城地区境内，第一天从侯马出发，到闻喜东镇宿营，而后经过闻喜、夏县、安邑、临猗、万荣、河津、稷山、新绛等境内转了一圈返回候马。营以下部队徒步行军为主，师团机关摩托化为主，时间一个多月。

大约半个月后，师机关来到黄河禹门口。禹门口东岸是山西河津县龙门村，西岸是陕西韩城县渚北村。这里是鲤鱼跳龙门故事的发生地。当时连通两岸的铁路桥正在开工修建中，旧有的一条铁索桥同红军长征时贵州铁索桥一模一样，只是桥上铺有完整的木板。这里河道狭窄，危岩峭壁，激浪排空，天风阵阵，铁索摇晃，令人心惊。大家紧紧抓住冰冷的铁索，战战兢兢通过，凉嗖嗖冷风刮在脸上，一阵刺痛，若非身临其境，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明代著名理学家、文学家河津人薛瑄有诗曰：连山忽断禹门开，中有黄流万里来。更欲登临穷胜景，却愁咫尺会风雷。

离开禹门口，夜宿在黄河滩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预案在这里停留四天。第二天接到任务，要求搞三份重要材料上报军政治部，一份是师党委批陈整风（批判陈伯达庐山会议反党罪行）的报告，一份是野营拉练前10天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一份是252团五连训练先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典型经验，要求三天后全部交卷。政治部副主任邵联程紧急开会布置，决定成立三个小组分头落实，每组三人，科长任组长，由干部科长石乐泉，保卫科长王小友，秘书科长王兴甫各带一个组。我在石乐泉科长这个组，他只交代了一句话：小郑你抓紧写吧。我是师党委秘书，负责写批陈整风报告，下午列出提纲，晚上写到凌晨三点拿出初稿，第二天送师政委李祝民审批打印上报。

这时，其他两组连提纲还没弄出来，邵联程副主任急了，把前十天拉练的思想政治工作总结移交给我写。我二话没说，赶紧阅看各团上报的材料，列出提纲，晚上再加班，写到下半夜四点完稿，天亮直接送邵副主任，他看完批示立刻打印，并让我好好休息。

想不到的是，最后一组材料仍然出不来，邵副主任满头大汗把我叫去，说现在没办法了，你再辛苦一下。我只好接受下来，但情况不明写不了，赶紧去252团五连听汇报了解情况，回来已是下午，晚上再次加班，写到凌晨五点天快亮才完稿。这样，三个组九个人的任务，由我一个人连续三天三夜完成，事后想想，当时也不知哪来的脑力精力和体力，最后一份材料交上去，人已经支撑不住了。卲副主任交代伙房做一碗鸡蛋面条犒劳我。勉强吃完面条，号令传来，要求紧急转移阵地。立即打背包，我背包打了一半，突然背包带一松，一头栽下地，不省人事。赶紧调来救护车送师医院抢救。

在救护车上，一位莆田老乡林医生对卫生员说，糟糕，看来郑世雄可能会死。我当时听得到声音，眼睛睁不开，话说不出来，浑身散了架，脑子嗡嗡叫，但心里明白，知道不会有事。到医院昏睡了几个钟头，输了几瓶液体，渐渐睁开眼睛，对林医生说，你干嘛咒我死呀，他高兴地笑了。

休息了三天，赶到下一个拉练营地稷山县的某乡村，听说三份材料都顺利上报军政治部，有一份还转报北京军区政治部。

第十一篇：突破桑干河

（郑世雄）

1975年7月，北京军区举行军区、军、师三级司令部带通讯工具摩托化演习。这是一次战役级的不带实兵大演习，参加演习的除军区机关外，有3个野战军9个陆军师的司政后机关。演习背景设置是敌方从内蒙古的大青山、二连浩特向坝上平原突袭我首都北京。我军在华北京畿广大地域组织战役防御。我们师主要任务是在南北同蒲路、正太路沿娘子关向河北石家庄张家口方向机动作战。

演习战斗气氛很浓，全程机械化，不住民房，自带野战帐篷。夏季遍地青纱帐，天天变换营地，帐篷扎在玉米地旁，杨树林下，或山谷河沟。第一天来到闻喜一片村外玉米地进行防空袭，骄阳似火，帐篷如蒸笼，藏在里面浑身湿透，汗渍结成盐巴。几个小时后在无线电静黙中转移营地，一下拉到平遥介休一带野地扎营。头几天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有时候刚扎营3个小时就转移，有时候一天转移三个地方。有一次从盂县经昔阳向石家庄方向开进，一昼夜跑了五百多公里，一路颠簸，满身灰土。

演习主要是理论推演，图上作业，绘制敌我双方兵力部署图，攻防态势图，战斗推演图，以及兵力投放、民兵参战、弹药补充、军需保障等。我们政治机关除了必要的标图作业，主要是按实战要求拟制下达思想政治工作战斗文书。如做好战前动员，加强部队开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提出宣传鼓动口号，搞好战区军政军民关系，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检查战场纪律，做好牺牲伤亡人员的优抚工作，加强伤病员的思想工作等，涉及战前战中战后各阶段的政治工作预案，适时下达指示，通令，通报，决定。虽是纸上谈兵，也是实打实的干货真货。

演习后半程，逐步进入艰苦的主力部队攻坚决战阶段。导演组设置各种复杂情景，锻炼锤打提升三级机关的协同指挥应变能力。有一天我们在怀来县赵家沟扎营，帐篷设在河沟边的坡地上，近午时分，趁伙房做饭，大家分散在河滩上休息。突然一声闷雷，天色骤变，河道上游传来哗哗之声，我们赶紧跑回帐篷，河水已经涨到跟前，许多瓜果鸡鸭顺流滚滚而来。低处的一顶帐篷被冲，背包漂浮起来，大家七手八脚抢险，幸好没事。只是做饭的旅行锅进水了，正待重新做，传来阵地转移的命令，只好开锅用饭，满锅干饭灌进泥沙，大家连呑带咽，急急拔营起寨而去。

到了桑干河，导演组设置敌我双方隔岸对峙，各取攻势。我师部署在南岸，任务是当夜11点以前突破桑干河向北，配合兄弟部队完成对敌合围。但制订的作战方案屡屡通不过，如组织突击队带喷火连抢渡，结果遭敌火力封锁伤亡惨重过不去；舟桥连架设浮桥又被急流冲垮架不成；用重炮轰击掩护步兵进攻仍然受阻过不去。军事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半仍毫无办法，大家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师副政委、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田友祥建议召开党委会发扬军事民主，大家都赞成。最后议定采用智取，正面加大火力佯攻，掩护主力从两侧迂回快速突破。方案上报后立即批准了，这时离规定时限只差五分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就在作战室吃碗面条马上转移到桑干河对岸去了。

离开桑干河，作战演习基本结束，主要任务转变为有序安全撤回。在张北地区回程转移时，在一个叫十八盘的高地，传来一个不好消息，说兄弟部队一台最新装备的最先进的进口电台车，不幸在前面翻到山下，车毁人亡，完全报废。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正好在十八盘最峻险的路段，不由心惊肉跳。望着夕阳余晖，倍加小心行进。三天之后，带着满身征尘回到营房。

第十二篇：大办教导队

（郑世雄）

粉碎四人帮之初，我们国家一度面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艰难局面。军队建设同样处于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叶剑英同志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抓军队，作出两大重要决策。一是打破军队干部十几年没有调整工资的困局，决定适当加薪。二是全军大办教导队，重新掀起大练兵高潮。两大决策如春风拂面，广大指战员难掩激动之情。

文革期间，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疏于训练。为防止造反派抢夺武器，哨兵只背着没有子弹的空枪站岗。甚至闹出了“旗手”要派京剧武打演员到部队帮助练兵的荒唐笑话。这就是为什么要各级大办教导队的历史缘由。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28军于1978年夏季开始，连续举办几期教导队，每期一个月。军长当团长，师长当营长，团长当连长，营连干部当士兵。按照训练大纲，比照新兵入伍要求，从打背包、早出操，晚点名，队列训练开始，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学习军事条令条例和战术理论，开展政治基本教育，研讨战例，标图作业，交流心得体会，单元测试，结业考试，一点都不马虎。

军政治部和三个师政治部成立四个教导中队，安排在第二期。除了内务条令、队列训练外，主要学习军事理论知识，弄清什么是战略战役战术战斗，什么是敌情我情，以及进攻战、防御战、遭遇战、近战夜战。还有迂回包抄，多兵种合成，步炮协同，围点打援等。特别是防空袭，防坦克，防化学，防核沾染等当时新型战争方式和战例。

临结业前，进行正规的理论笔试，考场设在军政治部大会议室。试卷发下来后，我先浏览一遍，心中有底后，开始动笔作答。答完又认真检查一遍，觉得可以了第一个交了卷。考官看了一眼，说时间还有，不急。

有意思的是，考卷发下来，我居然得了99.9分。教员指着试卷对我说，其实可以给一百分。这里防御阵地友邻部队“接合部”，你写成“结合部”，虽然也可以，还是扣0.1分，政工干部军事理论考满分也沒必要。

看，为了不满分，一分舍不得扣，只扣0.1分，也太给面子了。就因为这个情节，试卷我至今还保存着。

第十三篇：奋战阳方口

（郑世雄）

1979年春夏，我师两个团奉命开赴晋北忻州地区阳方口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师领导及机关部门组成精干的指挥保障组随同前往。阳方口隶属宁武县，与神池县相临。部队借宿民房，驻扎在施工所在地的宁武、神池两个县域。我们师政治部住神池城关的几排砖砌窑洞。这里是当年杨家将威镇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守边御敌的军事重地，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盛唐时期著名边寨诗人王昌龄有诗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因杨家将的缘故，历史上这里叫杨防口，随着朝代更替，按谐音逐渐演变成为现在的阳方口。施工任务是以雁门关一带未来战场防御作战为设想，在阳方口构筑能长期坚守的永久性屯兵坑道。

当地村落小而分散，几十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几户十几户人家。大些村子有小学，小村子只能就近到邻村上学。通常一个小学一间窑洞加一个老师，土砖彻的课桌，孩子自带小凳子。全校十几二十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在一个教室，老师进教室上讲台先说现在一年级上课，其他自己看书。过一会说现在二年级开始上课…，如此轮下去直到最后五年级上完课，老师累了，也到放学时间了。部队进驻以后，派战士去学校联欢唱歌，孩子们觉得很新奇，因为当地农村还没有安电视，老师也不会音乐，自然没听过唱歌。这种情况下，教育质量可想而知。八一节地方领导来部队慰问放电影，县委书记代表全县三万人民讲话，特别提到，今年高考实现突破，全县考上两名大学生。军地双方兰球比赛，我们师医院参加施工的几个医生，由院领导吴玉枝带队，和对方最强的电力公司打，三两下就得胜而归。第二场自来水厂更不经打，第三场他们挑出尖子组成联队，还是打不过部队几名医生。

阳方口一带气候奇冷，我们夏天晚上都穿着棉大衣看电影。地里只有莜麦 、土豆和油料作物胡麻，不仅没小麦，玉米谷子都很少。植被很差，高山秃岭不长树，因为风大，路旁很少的几棵树也被吹成歪脖子树。特别是令人恐怖的“黄毛风”和“白毛风”。所谓黄毛风，就是夏季突然狂风大作，刮起漫天黄土，日色无光，汽车开大灯能见度不足10米，耳朵眼也能灌满黄土灰尘。冬季刮起的雪尘铺天盖地，迷迷蒙蒙，寒冷刺骨，寸步难行，就叫白毛风。我们施工期间遇到一次黄毛风，至今想起都后怕。

施工任务极其繁重，打坑道的山体多为坚硬的石灰岩和土石交错的多层体。施工程序严格又复杂，搭架、打眼、掘进、凿洞、爆破、出碴、回填、被复…，一环扣一环，一班交一班，安全二字必须牢牢顶在头上，每组都有专职安全员。施工每道工序都很耗费体力，尤其是风钻手，几十斤的风钻机，震动起来两臂发麻，五脏六腑都难受。尽管都是年轻力壮的战士，一个班次干下来，肉酸骨痛。几个月下来，又黑又瘦，让人看了都心疼。特别是出现险情，发生塌方时，部队情绪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各级特别重视安全工作，两年施工事故发生率极低。252团副团长熊兴连在一次指挥塌方抢险时不幸被石块砸到头部，造成截瘫。

由于驻地分散，施工轮班制，社情民情复杂，部队管理任务非常重。当地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观念陈旧，群众生活困难。年轻人找对象难，特别是女青年想方设法远嫁他乡，造成有些村庄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衡。四十多岁的单身男比比皆是，有的家庭兄弟两个、叔侄两代打光棍。部队来了，战士成为女青年外嫁的首选，甚至有老大娘给战士下跪，说大军行行好把我孙女带走吧。有些大龄战士文化低，家在贫困山区，能带一个回去自然省钱省事。为此，我们把群众纪律摆在首位，下铁命令严禁在驻地找对象，层层把关严防苗头。哪个单位出问题要追究领导责任。否则一旦突破口子，将会给当地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曾经发现两位战士退伍时私带女青年离队，立即派干部去追，一个在火车上被追回来。一个追到家里，要求地方配合，在即将举办婚礼前把女青年带回来了。我们严格执行纪律的做法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高度赞扬。

阳方口国防施工，不但留下了永久性的作战坑道，更留下了宝贵旳精神财富。事隔四十多年，几位参加过施工的战友，以花甲古稀之年重返阳方口，与当年地方干部重逢叙旧，得到当地领导的高规格接待，组织隆重的报告会。将国防施工的感人事迹摡括为“阳方口精神”，把阳方口坑道开辟为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教育基地。

第十四篇：悠悠延河水

   （郑世雄）

       第一次登上延安宝塔山，就象第一次来到北京天安门一样，激动得浑身热血沸腾。

       那是1982年夏季，我们北京军区军师两级组工干部，来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培训。期间用一周时间赴延安教学实习。老师带我们一路参观一路讲解，

       延安，三面临山，东为宝塔山，西为凤凰山，北为清凉山，贯穿其间的延河，在这里拐个弯，从东北角汇入黄河奔流而去。置身宝塔俯望，延河如带如练，金光闪耀，让人如醉如痴。悠悠延河水，把我的思绪带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光辉岁月中去…

       凤凰山麓，绿树掩映着稀疏的村落。走进院子，一间坐北朝南的窑洞，窗明几净，室内一张简易单人床，一对旧式靠背椅。这就是毛泽东同志1937年1月从保安（今志丹县）到延安的第一个住所。在这里，毛主席先后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实线论》等许多光辉著作，先后会见了白求恩、爱德华、柯棣华等著名国际主义白衣战士。一位重伤员，生命垂危时渴望见到毛主席。医务人员把情况反映上去。毛主席获悉后，立即跨上战马，挥鞭而去。到了医院，医生簇拥着急奔病房，一把抓起伤员的手，出现了领袖、伤员、医生泪洒一起的动人场面。门外那匹长征驮着毛主席过草地，今天又送毛主席探视伤员的白马，这时浑身湿透，直喘粗气。

       距毛泽东同志住处不远，一株蓬勃旺盛的老槐树笼罩着一孔普通窑洞，这是朱德同志的旧居。讲解员深情地给我们讲述朱总司令当年挂“禁马牌”的故事。当时战事频繁，找朱老总汇报研究工作的将领很多，首长进屋，警卫员顺手把马拴在槐树上。朱德同志说：群众载棵树不容易，别让马咬了树皮。就写了一个“此处不准系马”的牌子插在树旁。一天，朱德同志外出回来，发现牌子不见了，树皮也被马咬去一块，他皱了皱眉头，拿来毛笔，干脆把字写在脱皮处。那以后，再没有人把马系在树上了。听到这里，大家围着这棵参天大树察‘看，那被马咬破皮的伤痕早已愈合，树上的字也无从辩认，但那渗进树身的墨迹似乎还依稀可见。

        在延安西北角的崇山峻岭中，林木扶疏，一排排窑洞依山面水，错落有致。这里就是党中央1938年11月至1947年8月所在地杨家岭。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我党历史上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在这里的中央大礼堂召开。如今，大礼堂依然保持着历史原貌，主席台上方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会标，两边墙上插着鲜艳的红旗。毛主席向大会致《愚公移山》闭幕词的勃勃英姿仿佛就在眼前。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会上作报告时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还在会场飘荡…

        离开扬家岭，向西翻过几道山峦，汽车停在林荫下，一条清澈的水渠从林间穿过，渠边耸立着一座陕北农村难得一见的红砖青瓦房，原来我们已经来到闻名遐迩的枣园。一位身板结实的老大爷，扬起满是硬茧的手，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介绍：当时枣园滴水如油，中央领导带着机关干部一早一晚挤时间修成这条水渠，群众称为辜福渠。瓦房是中央书记处礼堂。抬头望去，门楣上是毛主席手写体“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走进礼堂，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粗木棒做的长条櫈，原木原色，粗糙不平，如同现在贫困村的会议室。而当年党中央就在这里运筹帷幄，召开各种重要会议。1945年毛主席重庆谈判归来，就在这里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有一年春节，瑞雪纷飞，毛主席把60岁以上老人都请到礼堂为他们集体祝寿，一辈子同泥巴打交道的老人们禁不住热泪盈眶。大生产运动中，在礼堂门口举行纺纱比赛，周恩来副主席纺的纱被评为头等奖。我们站在当年纺纱比赛的地方，望着汩汩渠水，心中泛起无限感概的涟漪。

        清凉山，山势高耸，青峰入云，风景秀丽。山上万佛洞、桃花洞、仙人洞等名胜景区游人如织。当年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新华广播电台就设在这里，党中央的声音每天从这里发出。陈毅同志在一首诗中写道：“众星何灿灿，北斗在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生动地描述了全国各地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的情景。位于清凉山的王家坪，是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这里林木繁茂，环境幽静。在毛主席、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居住的窑洞前，实习指导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1940年秋季，朱老总和彭德怀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我八路军先后投入105个团约40万兵力，发动对敌作战，歼敌25000多人，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1947年8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23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只有二万多人。为了诱敌深入，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毛主席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在陕北同敌人周旋，寻机歼敌。撤离之前，毛主席要求把房子打扫干净，满怀信心地说，少则一年，多则二年，延安仍将回到人民手中。3月19日，敌人包围了延安，毛主席仍镇定自若，直到全城安全转移，南面枪声响起，才从容上马，朗朗有词：“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带领大家从后山撤出。蒋介石得了一座空城，高兴得如颠似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我军撤出延安仅二个月，就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连打三仗，歼敌一万三千多人，八月份沙家店一役又歼敌六千，前后半年，共歼敌三万。1948年4月22日，我军收复延安，毛主席的预言完全实现。延安人民回忆这段神话般的历史，无不惊叹，说毛主席“不是神，胜似神；确是人，非凡人”

       延安人有讲不完的真实故事。他们说，那一年群众给彭德怀送匾，上书“人民的伟大儿子”七个大字，彭大将军看了，一字未动，只变了变位置，成了“伟大人民的儿子”。他们说，爱国侨领陈嘉庚来延安，毛主席交代炖只鸡招待他，自己端着小米粥作赔，陈先生饭后喟然长叹，说将来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在重庆成天胡吃海喝，延安一只鸡就是最高礼遇。他们说，国民党曾经派一个特务，扮做理发员混进延安，几次想伺机杀害任弼时同志，但看到任弼时和蔼可亲，每次来理发都同他聊家常，很受感动，毅然向我自首了。当年艾奇逊、司徒雷登们不理解，共产党的小米步枪何以能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这些故事，或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当我们实习结束，即将离开这片令人留恋的神奇土地，依依不舍地在延河大桥拍照留念时，望着悠悠东去的延河水，深深感到自己的心灵被这纯洁的圣水净化了…

   （此文1991年获纪念建党70周年《母亲颂》征文一等奖，并收入《当代莆田籍作家美文赏析》一书。）

第十五篇：痛悼张克辉

（ 郑世雄）

惊闻噩耗透心哀，

痛失良臣治国才。

奉献终身唯一念，

何时宝岛复归回。

第十六篇：第二故乡情

(郑世雄)

山西侯马，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反映山西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黑白电影《汾水长流》，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主题曲：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看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在风云多变的年代，我们部队于1969年底从福建前线调防到山西侯马。巧的是，侯马就在汾河边上，我们从军用列车下车时，车站的广播喇叭正好播放汾河流水哗啦啦…

从江南水乡来到黄土高坡，眼前的景象是，大地一片土黄色，树不见叶，老鸦窝孤零零地挂在枝桠上。晚上脱下一路灰尘的军装泡进水池，第二天早上去洗，只见一池冻冰，只好烧开水去冲化。我们医院进驻侯马中学，晚上住砖砌窑洞，屋里烧煤炉取暖，当地干部让我们睡觉要小心煤气中毒，并具体交代如何观察炉火，我吓得一个晚上不敢睡，半夜发现火苗发蓝，赶紧用水把炉子浇灭，结果冻得发抖。这都是真实的笑话。

笑话归笑话，从此与侯马结下不解之缘却是真的。从离闽入晋到解甲还乡，我在侯马整整待了十六年。

这是一片今人难以忘怀的土地。

怎能忘记，部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是群众伸出热情温暖的手，腾出住房，拉来煤炭，送来水电，划出莱地，为部队生活训练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部队也发扬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全力支援地方建设，修桥铺路，抢收抢种，抗旱救灾，共同谱写拥军爱民的新篇章。

怎能忘记，部队从南方到北方，米饭变粗粮，瓦房变窑洞，生活训练遇到种种不适应。但为了国家安宁，官兵们一切从新开始，硬是扎下了根，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怎能忘记，在外敌虎视眈眈，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部队时刻准备打仗，挖窑洞，打坑道，抓训练，走遍了山西的崇山峻岭，汗水洒满三晋大地。

又怎能忘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年年新兵入伍，一茬茬老兵退伍，一批批战友转业，一次次泪洒征衣相拥而泣，不知道今日握别何时再相聚。

而这难以忘却的一切，都连着一片深情的土地，侯马！

侯马，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七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为晋国国都，东汉时称绛邑县，唐贞观十年设新田府。明洪武八年设驿站，北接平阳府，南出铁岭关，过往官员在此食宿等候换乘马匹，候侯同音，故称侯马。

侯马发掘的地下遗存和文物极其丰富，“晋国遗址”于1961年就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马盟书”出土五千多片留有毛笔字迹的玉片石片，于1995年被评为建国以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侯马地灵出人杰。始建于东周时期的台骀庙中供奉的台骀神，是尧舜之前的治水英雄，也是中国张姓始祖。晋国十三公六卿在这里上演一幕幕历史大剧。唐中书令裴泰、后晋将军秦宪、元末明初金带都指挥王进，明代礼部尚书李浩、大将军裴良积，清代巡抚裴宗锡等均出自侯马。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就出生在侯马垤上村。

在新的历史时期，古老的侯马大地谱写出了感人的新篇章，先后被评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市、山西省文化先进市、山西省园林城市、山西省首座县级文明城市。

屈指算来，我离开侯马三十八年了。然而，侯马有我挥之不去的念想。为此，我先后数度回到侯马，去寻找就地安家的战友，去寻找曾经住过的旧屋，去寻找依稀在耳的军号，去寻找不曾失落的记忆。2016年夏季第三次回侯马，与战友相聚后我写了一首七律：情牵汾绘梦天涯，故地重游觅旧家。手捧金樽频寄语，胸腾热血忆流霞。龙潭捉鳖深潜水，虎帐谈兵漫饮茶。且喜征人今未老，台骀庙外锦葵花。

啊，侯马，一个常铭于心、常萦于梦的第二故乡！